早期那些民营企业家的成功

2018-08-18 03:36

必须承认,各地的“高考状元”或前几名,其思维能力、学习能力是超过多数同龄青少年的。但这种学习能力对他人生的影响,也许并不一定达到庸常的 “成功”目标。诚如田先生所言,这类状元在“从政、经商、做学问”方面未必比其他人更成功。因为,高考的高分生和这三领域的成功并无必然联系。

一年一度的高考很快结束了,和往年一样,各地的“高考状元”还将引起公众关注。尽管多年前有关部门就建议不要炒作“高考状元”,可有着悠久科考历史的中国人,那种“状元崇拜”的集体情结,并不很容易去掉。

高考只是大学入学考试,它完全不同于古代的科举制度,那么在“从政”方面怎么有优势呢?我们知道,古代科考完全是一种官员选拔考试,中举人,有资格当官;中进士,笃定是官员,且必定是七品县令以上。而大魁天下的状元,立马授从六品的翰林编修,比其他进士高一级。而现在的“高考状元”,唯一的优势是能进一所好大学,并不当然从政,即使毕业后从政也没有什么优势。拥有相同学位的人在官场的前景,其机会、能力固然重要,但不容忽视的还有家世、人脉关系。

关于“高考状元”的话题,让我想起我少年时目睹的一段“传奇”。我同村一位大我4岁的兄长,也是我同一所小学、初中的学长,他参加1984年高考时年仅16岁,考分为湖南全省理科第一名。山沟沟里出了个“状元”,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。这位老兄一直成为我少年时的榜样,乡亲们也认为他是天上文曲星下凡,来日前程远大。后来,他从北大毕业后赴美国留学,而今和妻儿在大洋彼岸过着安静的生活,渐渐被乡亲淡忘。

我对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的批评也不少,也从来不认为“高考状元”有多么神奇之处,但对田先生这样的结论,窃以为失之简单——“杰出人才”的标准是什么?高考分数和成才之间究竟有没有内在因果关系?

前阵子,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田文江撰写的《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》表明,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,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、经商、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。似乎是为这种“状元崇拜”泼了一盆冷水,有人也以这份调查为据,来论述中国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病。

经商的成就和高考成绩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早期那些民营企业家的成功,靠胆略靠机遇,后来一些企业家的发财,靠和权力的亲近关系,能拿到项目和土地。

至于“做学问”,这个和高考成绩看来关系更为亲近。可如上文所言,高考只是大学入学考试,在名校就读,对其进入学术生涯有相当的帮助,但非必然的帮助,因为“做学问”需要个人的志趣。近三十年来,中国教育和科研领域并没有一种留住第一流人才的机制,学术研究有泡沫化趋势。包括“高考状元”在内的优秀人才,如果人家就不愿意去“做学问”,那么“杰出”从何谈起?